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集中探讨了世界历史中的三大“文明模式”：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希腊模式排在首位。希腊模式的特点是“文化统一、政治分裂”，即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在政治上都是各自独立的不同国家，而在文化上却是一个共享的“共同体”，有着统一的希腊精神、希腊文明。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不断在大乱—大治—大乱—大治之间“翻烙饼”。犹太模式的特点是“具有最广泛内涵的流散社会”，即以个体为单位的政治“流散型”模式（无统一国家政体），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认和宗教凝聚，商业或职业自救“价值观”等。汤因比认为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点，他发现，“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的晚后阶段同希腊模式的早期阶段结合在一起，组建成一个改良的模式。”还说：“我们就需要把犹太模式作为流散社会的代表，需要把希腊模式作为从地方国家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典型，需要把中国模式作为一个保持着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
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研究者，我们不能不承认汤因比的见识是极其宏观的、整体的和极富战略意义的，有着别人无法替代和超越的优势。只是《历史研究》是上个世纪中期的产物，今天世界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已进入后现代的“全球一体化模式”：开放、渗透、整体、经济一体、信息共享、福祸与共、互联网化、人工智能化……在此季，犹太模式明显有利于世界性的“移民文化自建”，希腊模式明显有利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政治独立的前提下共建统一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模式，中国模式则可以同希腊模式一起为人类命运和文化共同体建设效力。这里撇开别的不说，只谈希腊文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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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欧美其实是希腊文明的“扩大版”，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形也与希腊模式近似。汤因比在《希腊精神》中也明确说：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就是“若干城邦的联合体”，而“城邦制”正是希腊模式的一大特征。比如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马赛、巴塞罗那等即都是“城邦制”的著名典型，而后来汉堡、不莱梅、巴塞尔、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圣马力诺等也都是这样的模式。后来虽然作为狭义的“希腊精神”瓦解了，作为一种古典文明的“希腊文明”衰落了，但作为一种原型性、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希腊精神却与希伯来精神相融合，成了整个欧美精神的主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二人的哲学，成了圣·奧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一前一后覆盖了整个欧洲中世纪。兴起于十四世纪左右的欧洲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就是古代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精神”。希腊精神不仅影响了基督教，而且还影响了伊斯兰教，还是汤因比有眼力，他这样总结：“当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脱离了希腊思想魅力的松散形式并且开始自主思考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一直还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奉为泰斗。”“因此，随着三种属于希腊文明范围内的新文明拜占庭基督教、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它们共同证明自己通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获得了希腊的启发。事实上，这三种文明可以一起被归为‘希腊化的’和‘犹太的’文明。”
马克思曾盛赞“希腊艺术和史诗”是人类“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并说：“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20世纪40年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声称：“如果为欧洲整个哲学传统的特征作一个最稳妥的概括，那就是，它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对柏拉图极端贬抑的另一位现代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也认为：“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可以说一直笼罩、荫被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人类思想的上空，像空气和水分一样，已深深地浸润进了人类思想肌体的深处。他们是希腊精神、希腊文明“永存不死”且对人类思想产生了恒久影响力的伟大证据。
作为西方文化的根本性的源头，希腊精神到底有哪些深刻而具体的奥秘，容我在其后慢慢地揭开它的神秘的面纱。我和邢总的“探源之旅”才刚刚来到希腊的大门口，那是坐落在爱琴海之滨、奥林匹斯神山之下的神秘的国度。
2018年12月2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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